谈到评奖，科技界的议论较多：“奖”需不需要设立、如何提名、如何评议、获奖标准等等都有各种不同看法。我曾于1990年应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推选候选人，当时推荐了日本分子科学研究所一位知名度极高的研究电荷转移络合物及分子材料的教授，并寄去几十页的材料，但最终未被选中。由此我特别体会到了诺贝尔奖的推选的广泛性和评议的严格性。我这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都被邀请，中国被邀请推举候选人的科学家一定还有很多，由此可见这个奖的广泛性了。至于评议则极难做到完美无缺，不过“大致无误”总可以做到。无论任何奖，其获奖工作的水平是唯一的一个关键，其他都是次要的。

　　另外，我还认为，对于国家级的“发明奖”，除非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可以给予特别奖励，一般的，则任其申请专利并作些宣传让人知晓就行了。当然，也或许，评奖对于推动人们投身发明事业确有激励作用，设奖仍是必要的。

　　科学水平如何提高在这次发奖后曾有各种议论见诸报刊，其实这才是我们最应关注的话题。中国20世纪动乱不停，真是国无宁日，然而我们都挺过来了，近20年确有些“蒸蒸日上”的架势，难得！不可忘掉历史的教训，也不可低估我国学者在国事低迷的时代的责任感和奋斗精神。科学事业能否有成就和进步，因素很多，头等重要的是理念和精神。其他如资金、人才、设备等等都会在社会进步、经济发达的过程得到改善。然而理念和精神却不一定能够同步发展，近时，人们谈论的浮躁、功利等等现象是科技进步和发展的最大杀手。

　　谈起理念和精神，使我想起去年读的李岱（左边为“山”，右边为“凌”右半部分）撰写的《发现李庄》（四川文艺出版2004年5月），我读这书时曾非常感动，激奋不已，甚至流泪。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营造学社等八、九个研究单位都“暂住”小镇李庄，使这个长江边的小村庄顿时热闹起来，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精英荟萃之地。书中描述了我国的知名学者如傅斯年、李方桂、陶孟和、梁思成、梁思永、李济、童第周等老一代的学者以及当时稍年轻的夏鼐、王世襄、罗哲文、罗尔纲等等的爱国图强、敬业苦学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该书用生动的、极富感情的文章讲述了哪个年代中国的学者在难以描述的贫困条件下忘我工作的情景。他们从未考虑科学研究之外的任何东西（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不只没有什么奖可以领取，就是温饱都成问题。当年李约瑟参观了童第周先生的实验室，发现高水平的研究竟然在不能再简陋的实验室中完成，大为惊叹！当时小小李庄中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的学者后来都成为了中国顶尖级的科学家、人文学者，他们代表了20世纪的中国，是无愧于社会的。他们并没有什么奖金，头衔也不多，他们有的是对科学的执着、兴趣，甚至是自我陶醉，然而他们都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发现李庄》讲述了中国学者的“李庄精神”，而今天这种精神常被时代中不健康的潮流带向了浮躁和变形。

　　”生之寂寞，死后殊荣。似乎是那一带学人共同的宿命。”这是《发现李庄》作者的精辟总结。能否耐得住寂寞也许是做任何学问都需要修为的。我想，在今天我国科学发展环境已经和李庄时代有天壤之别的时候，为学者多寂寞一些，也许在身后才会得到更多的殊荣。（本文作者为中科院化学所前所长）（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