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

　　本报记者 冰岛

　　所有置身全球化时代的人，都有一个痛彻感受：这是一场不见战火的弱肉强食之战，是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更为严酷的优胜劣汰，随着“马太效应”体现得越来越淋漓尽致，世界近代史上又一次大国兴衰更替，已在中国这个曾繁华落尽、如今已艰难走上崛起之路的文明古国的土地上，开始了依然带着冰霜冷雪的坚强萌芽。

　　以往二十八年，中国通过越来越开放的国门，越来越深入的改革，迅速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当“中国制造”成为中国水平代名词时，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开始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

　　这是中国发展史上一次重大转折：昨天是为摆脱贫穷落后在制造业上寻富图强，今天和明天将为成为世界性大国上下求索。

　　创新型国家一个重要标志，是极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而中国二十九年经济发展，走的是技术引进之路。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不仅是时代转换，更是思想、体制机制、文化、以及发展模式的一次全方位变革和跨越。

　　这种变革和跨越虽刚刚起步，但一些现象令人深思：随着一些史学家登上传媒舞台、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深度和通俗解读，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史学热，人们开始以历史眼光、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反观今天的所思所为。

　　所有历史都是现代史，具有历史眼光的国民，是中国崛起急需的民众基础。今天中国的一部分优秀企业家、知识分子、中产阶层及年轻一代，越来越敢于在各种舞台上展示自己，并逐渐从对西方文化的无限崇拜中，转向崇拜具有天人合一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视角回眸，而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中国人在展望未来时，第一次有了自信，虽然这自信还需要更多底气，却将赋予自主创新前所未有的勇气和魄力。

　　自主创新是艰难的，全球化背景下的自主创新更难，不仅要建立起极富竞争力的创新体制和机制、适合创新主体萌芽和成长的环境，更要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强大竞争压力，虽然压力中也蕴藏多重机遇。

　　华为是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之一，但其相关负责人不久前在一篇内刊文章中坦言：“华为在过去十八年里，虽然将高于10%的销售收入投到研发上，年投入额高达70~80亿元，但迄今为止仍无一项原创性产品发明。与国外对手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技术积累相比，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还存在巨大差距”。

　　国企虽是创新主体，但由于体制机制不畅，使其既缺乏创新能力，更缺乏创新动力。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诞生并成长于技术引进时代，并成为该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由于时代特点所限，其在文化背景、技术和资本能力、行为魄力、甚至民族精神上，都有巨大缺陷，与时代需求相差甚远。吻合时代需求的企业及企业家，寥若星辰，基本处于萌芽之中，无法形成强大的新生力量，使创新主体出现真空。

　　面对自主创新，政府、专家、企业和民众开始各种探讨：自主创新最重要基础是什么？中国已具备哪些基础？哪些基础最薄弱？全球化背景下有哪些机遇和难点？怎样打造自主创新动力和能力？怎样培育创新主体？哪些国家的经验可借鉴？

　　这是一次思想探索过程。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与我国著名外经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进行了对话。

　　记者(以下简称记)：隆部长你好！中国要想成为世界性大国，首先需要很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政府已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但创新型国家主要有哪些标志？

　　隆国强(以下简称隆)：一个国家能否被称为创新型国家，可从四方面看：一是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尤其是投资增长来驱动；二是创新成果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技术专利的质量、数量是重要指标；三是有多少人从事创新活动，有多少创新型企业，在全球所占比例；最后还要看国家政策是否鼓励创新，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和融资等，这些都可放在全球这个大坐标中去比较。虽有很多定量指标，但最重要的还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战后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这就是典型的创新型国家。

　　记：中国的技术能力处于什么现状？

　　隆：中国从事研发活动的人3850万，占全球第一位，直接从事研发的人1093万，占全球第二位，研发投入总额占全球第六位，但技术能力是多年积累的结果，不会一蹴而就，因此中国核心专利很少。在高新技术领域，发达国家的核心专利占90%，中国的技术装备也主要依赖进口。据相关数据，中国技术的对外依存度高过50%。进口技术并不可怕，问题是消化和吸收能力太弱，大中型企业对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的资金比是1：0.5，而日本、韩国是1：8。中国注重引进而不注重吸收，更谈不上再创新。

　　记：自主创新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

　　隆：创新动力和能力。

　　就创新动力看，少部分企业有动力，如华为、中兴等，大部分企业动力不足。技术创新主体全世界来看主要是大企业，因其研发能力强规模大，利于分摊研发成本。但我国多数大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因其主要是国企和外商投资企业，民营大企业相对较少，这就引出一些问题：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来自母体，在中国的研发层次和投入有限，主要针对中国市场做适应性研发，创新动力不足；国企研发动力也不足。大型国企依靠垄断生存和发展，自主创新市场压力不足。内部机制也不利于创新。国企老总多为任期制，创新虽有利于提升企业长远竞争力，但短期表现为投入使利润下降，且存在技术和时间风险，国企老总的明智选择是不搞或少搞研发。中国政府已提出要成为创新型国家，但要落实这一战略，当务之急是通过体制改革，解决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创新动力不足问题，同时大力发展民营大企业。

　　创新能力取决于人才资源，尤其高端人才，中国从钱学森时代开始，许多顶尖人才都是引进的归国学者。高端人才是全球稀缺资源，所以一定要搞清楚高端人才来中国，主要障碍是什么。我们曾做过调查，个人所得税过高、子女入学受教育、配偶工作与生活条件，是主要制约因素。政府已想了很多办法解决问题，但还需更好的办法，必须找到一条出路。创新能力还取决于体制和文化。就体制而言，研发成果出来后得不到保护，创新动力会受打击。美国有一整套创新体制，即风险投资加创新企业加资本市场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使创新成果迅速产业化。中国自主创新刚起步，近十年看无论动力还是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很大差距。中国是后发国家，一直在追赶别人，这是一次艰难的跨越。

　　记：全球化背景下的自主创新与以往时期相比，有哪些机遇和难点？

　　隆：机遇是起点高，可在先进技术水平上搞研发，避免出现技术路线错误；还可利用全球资源搞创新，利用全球市场分摊研发成本。难点来自外部世界强大的竞争压力，致使很多创新即使政策支持也不一定成功，越是技术更新快的行业，越会让创新颗粒无收。此时从外部获取技术的成本就会低于创新，由此削弱创新能力。但全球化背景下创新动力更强，因为竞争压力大，不创新就会丧失主权或利益，关键是怎么利用全球化机遇。

　　记：这些机遇与以往相比，有哪些区别？

　　隆：中国从打开国门融入全球化至今，整个过程不是突变而是渐变，总之是坚持对外开放，最终积累到质变。全球化不断带来新机遇，当前一个新趋势是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对后发国家是新机遇。有些企业利用全球化之机，到境外建研发中心或买入研发机构。汤姆逊公司原是世界电视业老大，在全球有四个研发中心，全部卖给了TCL，大大增强了TCL的研发能力。有的企业利用创新加风险资本加上市，使企业迅速全球化。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技术进步有两大来源：技术引进；通过自主创新掌握知识产权，形成核心竞争力。但无论今天还是未来，两条路径都应采纳，在强调自主创新同时，绝不排斥技术引进。

　　记：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对发展基础的需求是颠覆性的，这种颠覆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隆：技术进步从引进到创新是逐渐演进，却是两种发展模式，重要的是观念不同。虽然二者都是技术进步手段，但创新能产生知识产权，获得创新利润。从国家层面看，我国仍处在技术引进时代，企业因此缺乏创新动力，只有技术引进成本高于创新成本，创新动力才会高涨。

　　创新时代的特点是技术引进成本越来越高，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接近；解决了创新的外部压力，企业家对创新带给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有清醒认识；人力资源、技术信息、成果产业化能力等，都围绕创新机制展开。创新机制包括国家政策导向、创新资源、技术和人力储备、完善的金融市场和成果保护机制、创新动力和能力、资本投入及成果产业化能力。

　　记：自主创新已具备哪些基础？

　　隆：首先是经济快速发展后研发投入增加，政府和企业有能力拿出一定资金搞研发，并已积累很多研发资源和人力资源，跨国公司愿将研发中心放在中国，就是看中这块资源；其次是制造业能力大幅提高，为成果产业化提供了基础，并带来更多研发需求，这是一个重要优势。华为、中兴之所以迅速发展起来，没有沿海强大的制造基础，能有他们的高技术制造能力吗？中国还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分摊创新成本，降低创新风险。

　　记：哪些基础最薄弱？

　　隆：两年前看主要是创新意识淡薄，今天看主要是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

　　记：两大基础该怎么奠定？

　　隆：动力不足需多方面采取措施，如鼓励竞争、加快国企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过从启动国家创新战略到看到创新实效，需要时间。国家对创新高度重视，政府投入在增加，创新基础设施在改善，对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重视，相关法律法规在完善，但问题还会存在，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改变。

　　记：自主创新最难的是什么？

　　隆：首先是按创新型国家要求，建立起鼓励和保护自主创新的机制；其次是缺乏既有创新意识、又有组织创新能力、并将成果产业化的企业，这两点最难。虽然政府倡导自主创新，但创新所需的很多元素还不具备或不充分，自主创新时代尚未到来。

　　记：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是从加工贸易起步，对技术引进有很强的依赖性，这是自主创新在思想上的一大障碍。

　　隆：作为一个群体会形成惯性思维，因而会妨碍自主创新，主要是重技术引进轻创新，致使企业在研发上既无动力又无能力。

　　记：很多企业表示自主创新是政府着急，企业并没有很强的迫切性，政府和企业在需求上的不完全一致，体现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

　　隆：主要是政府意识超前，着眼于大国竞争，企业相对短视。政府对自主创新可能要看一百年，企业可能只看几年；二者比较竞争对手时也有差别。政府着眼于中国要想成为世界性大国，必须自主创新；企业只着眼于与竞争对手及合作伙伴的关系。现阶段技术引进仍有很大空间。短期看过于依赖技术引进，会削弱自主创新；长期看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自主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消化、吸收过程中会培育研发能力，通过引进可在更高水平上搞创新，创新成果水平会更高，但我国企业的主要问题是重引进轻再创新。

　　记：中国大多数企业家成长于加工贸易时代，由于时代特点所限，其思想能力和技术能力、甚至民族精神，与时代要求都有巨大落差，这是多数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的又一大根源。

　　隆：技术引进时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对技术引进有很强的依赖性，不利于自主创新。创新时代的企业家有几大特点：对产业技术进步趋势有很好的把握能力，这是一个重要素质；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管理能力；较强的创新成果运用和保护能力。

　　记：创新时代需要新企业和企业家群体，怎样推动这一群体加速形成？

　　隆：首先是改革现行教育体制，使学生不仅有考试能力更有创新能力。人才衡量标准也要变，有探索就会有失败，要有容忍失败的宽容机制，以此带来全新教育体制和人才评价体系，最终建立起创新文化。促进创新型企业成长要两条脚走路：一是让有创新能力的大企业增强创新动力，主要通过加快大中型国企改革来实现；二是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迅速成长创造条件。小企业应降低注册门槛，拓展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如获得种子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发行企业债、上市融资、担保贷款等。还要大力培养一批合格的研发和管理人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十分重要。

　　记：现在讲自主创新，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为完全是自己研发。

　　隆：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自主创新只是其中一条路，还包括外资企业的创新。中国强调自主创新有客观背景，以往近三十年技术进步过于依赖外部，忽略了自主创新欠账很多，需加强这方面工作。自主创新虽由中国人或中国企业主导，但对外资企业创新并不排斥，应良性互动，即在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同时，鼓励自主创新之外的创新。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增长才能更多依赖于技术进步。将自主创新理解为完全由自己干，不符合自主创新原意，也不符合创新型国家要求，更不符合全球化潮流。

　　记：这种认识会带来什么结果？

　　隆：一种可能是政策上不支持外资企业研发；另一种可能是失去利用国际资源开展研发的机遇。我国很多互联网企业得到外资的风险投资，在海外上市后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创新型小公司引入风险投资、并到境外上市后，被外资控股了，其创新活动还是自主创新吗？政府是否支持这类企业创新？如政策不支持，就意味着要想得到政府支持，就不得不放弃利用外部资源。过分强调自主，会丧失很多发展机遇。中国要想成为创新型国家，就要对所有创新活动给予鼓励，不能只鼓励纯粹的中资企业，但鼓励政策应有区别。

　　记：怎么区别？

　　隆：创新支持政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普惠型政策，如培养人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公共技术信息、高新技术税收优惠等，所有企业均可享受；另一类是专项型政策，如对一些技术研发活动的财政性资助。后者应主要给予本土企业，而不应给予外资企业。

　　记：有专家认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研发成果，也算自主创新一部分，你怎么看？

　　隆：外资企业的研发，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活动的一部分，但不是自主创新的一部分。按中国法律外资企业分三种：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其中，中外合作企业创新形成的知识产权，归本企业所有，应是自主创新一部分。中外合资企业较复杂，由中方控股的企业，创新成果如归本企业或中方母公司所有，应是自主创新；外方控股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创新成果如归外方母公司，不应视为自主创新。如果外资股东分散，中资相对控股，创新成果归属本企业或中方母公司，应视为自主创新。韩国三星公司的外资股权达57%，但没有人认为三星不是韩国企业。中外资股权相等的企业情况较复杂，主要看创新成果归属。一般而言外商独资企业的创新，不应视为自主创新一部分，尤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不过有些外商投资企业如果股东是自然人、或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是没有外方母公司的外资企业，创新成果归属在华注册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应不一样。另外，外商投资企业股东来源较复杂，很多是港澳台投资企业，母公司可能是地道的中国人控制的企业，甚至大陆在外投资企业在内地的再投资，香港地区的华润集团和招商局，在内地均有大量投资，这些企业的在华子公司无论合资或独资，创新成果都是自主创新。总之外商投资企业情况复杂，应区别对待。

　　记：自主创新提出后已达成哪些共识？

　　隆：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已达成共识；自主创新在技术层面上推进后，还要在体制机制上创新，构建鼓励和保护自主创新的体制和机制；自主创新需官产学共同努力；企业是创新主体；这些都有共识。

　　记：哪些认识还不到位？

　　隆：一是将自主等同于闭关自守，这是非常有害的；二是忽视创新的最终目标而强调自主，致使很多新成果虽填补了国内空白，但没有市场价值，对国家毫无意义。创新目的是什么？是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为增强国力服务，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为自主而自主，创新必须着眼于市场，着眼于转化为生产力；三是缺乏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开展自主创新的视野和胸怀。全球化背景下的自主创新，是站在人类文明成果的肩上，而不是万事从头来。全球化为自主创新带来很多新机遇，应充分把握和利用，最终掌握主导权；四是一提自主创新，就忽略、甚至排斥外资企业。

　　记：全球化背景下的自主创新道路，怎么选择会更好？

　　隆：对全世界而言这都是一个新课题，怎样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创一条既符合全球化趋势、又能把握一定主导权的自主创新道路，对各国都是一个挑战。对发展中大国来说，首先要处理好自主和开放的关系，不是不与国际社会合作，而是最终掌握主导权；其次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虽然也有劣势，但对技术路线的判断相对简单。日本在追赶阶段相当顺利，但当其成为视听技术领头羊时，就面临技术路线风险。当年研究高清电视未来方向时，就犯了技术路线错误搞模拟电视，结果美国搞的数字电视一成功，日本在该领域的付出即成流水，为此付出时间和代价。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一般不会犯这种错误；还要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如到境外收购研发机构，大胆吸引国外风险资金，总之必须充分利用全球资源。

　　记：外资研发机构国际化速度不断加快，在中国处于什么现状？

　　隆：外资研发机构国际化，是跨国投资新现象，尤其近几年速度不断加快，《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主题，就是研发国际化。这种国际化首先是成本驱动，其次是开发发展中国家市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对其也产生吸引力。研发国际化中国最受益，目前经商务部审批的在华独立外商研发机构，已达800多家，但总体研发水平不高，除个别研发针对全球市场的核心技术与产品外，主要是适应性开发，同时利用中国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参与全球研发。虽然如此，仍起到提升中国研发水平的作用。首先是吸引了很多高水平人才，中国在海外有大量高水平留学人员，给这些人创造了就业机会，GE、微软在中国的研发机构，有很多归国人员；其次是大量研发机构到中国后，研发人员流动加速，有利于尖端技术信息扩散，而且带来大型跨国公司研发管理模式的传播。现在很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需很多人参与，如何高效整合资源，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挑战。

　　记：我国对外资研发机构的鼓励政策是否到位？

　　隆：我国已出台一整套鼓励政策，但还有改善空间：如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好，使很多跨国公司不愿将尖端研发机构放入中国；对高端研发人才在中国的待遇，缺乏通盘考虑：如个人所得税较高；要使高端人才得到与发达国家同等的收入，公司付出很高成本；另外其家人就业、就学条件也需改善；与创新有关的产业配套环境还有欠缺，相应的配套企业也缺乏。

　　记：还可出台哪些政策？

　　隆：首先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一定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个矛盾问题。知识产权具有垄断性，市场常质疑其定价的合理性，但要想鼓励创新必须保护知识产权。我国这些年做了很多工作，相关法律也很先进，但执法效果很差，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中国还是个总体法制都需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对知识收费也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公众的教育将经历漫长时间；其次是对高端人才的吸引，需一套制度来保障，

　　如个人所得税怎么减免？怎样提供好的生活条件？家人的就业、医疗、孩子教育问题怎么解决？都需统筹考虑。还要鼓励外资研发机构与本土机构合作，共同承担科技攻关课题，一些课题的研发甚至可公开招标，鼓励双方共同承担，这是扩大外资研发机构溢出效应的重要一环。还要鼓励人才流动。

　　记；中国在创新能力建设和形成上，哪些国家的经验可借鉴？

　　隆：很多国家都有成功经验可借鉴。美国的研发是政府支持，市场提供激励，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企业因此获利。美国有两大特点：很多政府研发项目都由政府提供资助，或通过政府采购提供研发激励；还有高效的资本市场，形成了创新企业加风险投资加资本市场的独特模式。日本、韩国对研发活动提供补贴，并组织一些行业大企业，形成官产学联合体，在共性技术领域取得突破。韩国企业对创新高度重视，尤其当年金融危机爆发经济滑坡后，不得不大力提升研发能力，企业家的民族精神也非常强。中国可兼容并蓄，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不必拘泥于某一模式。目前我国的突出问题是各自为战，缺乏协调合作。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后，很多部门都很重视，搞了很多鼓励扶持政策，但政策未能很好地协调。如何有效配置有限财政资源？钱是否用在了刀刃上？大企业怎样才能既竞争又合作？这些问题都需政府和企业深思。

　　记：有段时间我国对韩国在自主创新上取得的成就，非常推崇，能否谈谈韩国为什么比中国做得成功？我们的不足在哪？

　　隆：韩国在创新上之所以比中国做得好，主要是压力比中国大。韩国人均GDP已达上万美元，只有创新才有发展空间；韩国企业民族精神也很强，创新动力比中国强，中国需更多有民族精神的企业家出现。我们的不足首先是企业能力不如韩。中国虽有一些大企业，但成长不是靠创新驱动而是靠行政垄断，加之治理结构有缺陷，在创新方面与世界同行相比，有很大差距；其次是韩国在创新道路上比中国起步早，在制造业上有完整的产业链，而中国刚将制造业搞上来，这是发展阶段带来的差距；中国支持研发的配套产业还未起来，政策环境虽有改善，但产业和人才环境、资本市场等，都有很大差距，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记：当年在集成电路研发上，中韩曾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却出现了后来的差距，原因到底是什么？

　　隆：韩国的创新主体是企业，中国的创新主体表面看是企业，但背后是政府。企业做不成有市场来检验，私企是不成功便成仁，但政府做不成谁来考核？这种机制上的差别，正是造成今天差距的根源。面对全球竞争，创新面临两大风险：一是技术风险，能否做出来；二是市场风险，创新成果能否商业化。研发不出来是失败，成果不能商业化也是失败。当年的两弹一星虽面临技术风险，但没有市场风险。今天研发的市场风险怎么克服？研发在不同机制下会导致不同结果，华为、中兴的成功，说明微观主体很重要，找不到这样的创新主体，即使技术关跨得过，市场关也跨不过。

　　记：这些微观主体怎样才能培育出来？

　　隆：微观主体是在市场竞争中产生，因此一定要完善市场机制。创新有内在规律，政府如按规律行事，可加速创新型企业培育，人为选秀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政府只规定不许做什么就行，其它不用限制。创新有一定偶然性，只要有巨大回报驱动，总会有人奋不顾身，最终发展出创新型企业。但这并不意味政府无为而治，在创新环境打造、人才培育等方面，政府可大有作为。政府对创新首先要给予激励，如知识产权切实得到保护、良好的创新环境和融资环境等。对于支持创新的财政性投入，政府还要考虑钱怎么花更有效？怎样将钱给到最合适的人手里？企业怎么拿到风险投资？人才怎么培养和组织？教育和创新机制怎么配套？什么样的人和企业可成为创新主体？这是个系统工程，政府高调倡导自主创新，只是一个良好起点，要想取得成效不可能一蹴而就，需长期努力。

　　记：虽然上面我们谈了很多，但我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观念一定要创新。

　　隆：中国基本是在入世后，才真正有了知识产权概念，对自主创新也有了一定认识，因此当自主创新成为国家战略后，政府还需对国民进行观念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创新、尊重创新人才之风。同时将观念变成一系列制度，即由很多制度构成的一个总创新制度。

　　记：无论在封闭背景下，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自主创新都是艰难的，不会一蹴而就。要想建立起与其匹配的发展基础，首先需要一场观念革命，没有这一重要的源头之变，难以带来过程和结果之变，创新制度的建立、创新动力和能力的形成，也将因此变得荆棘丛生，致使自主创新隐含各种风险。

　　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对自主创新的全力倡导和推动，民众创新意识的觉醒和提升，都为一个新时代的带来，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量。但尽快出台一套符合自主创新需求的总创新制度，使创新主体尽快萌芽并成长起来，为自主创新奠定坚实基础，是眼下最重要而迫切的事。 (国际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