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饥饿”，著名生物学家、西湖大学副校长许田教授这样形容中国企业家当下对科技创新的渴求。

基础教育与科技创新互为因果关系：有扎实的基础教育作为“累土”，方能筑起科技创新的“九层之台”；而有了科技创新的兴旺繁荣，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和优秀人才投身基础教育的学习与研究中来。要满足经济和企业对科技创新“非常饥饿”的追求，需要大量的真金白银和大力度的体制改革这样“硬核式”的投入。

近年来，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投入持续增长。除了真金白银的投入外，还有不少瓶颈有待突破。首先是教育成果的市场转化效率尚需提升。许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缺乏顶尖科技人才，特别是科技转化人才，因为把研究成果最后转化成产品，需要联合攻关。他认为，在我国，把科学成果转化成产品，主要在高科技初创企业中完成，而改革开放40年来归国的留学人才在大学主要从事学术工作，很少有人在高科技初创公司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瓶颈。

许田眼中的瓶颈，对科研成果的转化形成了掣肘。诚如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所言，如果不重视教育，我们会重返贫穷，而只砸钱是不行的，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等各个方面努力地去改变。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砸下真金白金，还必须科学地砸，让教育种下的“良种”尽量多地结成硕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尽管近年来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但产出效率不高。从反映专利质量水平的三方专利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2014年中国的三方专利数量仅占全球的4.6%，日本占31.2%、美国占27.2%、欧盟占24.7%。产学研脱节现象仍未扭转，大学、科研院所尚未与企业形成有效互补，创新人才仍难以在产学研之间自由流动，产学研有效合作有待加强。

加强产学研合作在国内的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很多好的做法。例如，在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汇集了浙江大学华南工业技术研究院、清华珠三角研究院、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等多个产学研合作机构。这些机构的模式都是由高校的专家学者牵头孵化企业，得益于此，一批扎实钻研技术的科创型企业在其中逐步成长，并已经研发出不少成熟的产品。并且，这些企业也为相关行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提供了实战的平台。类似拥有高校强有力技术支撑的企业孵化平台，可以更多一些。

另外，我们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开刀”，释放基础教育的创造力，用许田的话说，就是要营造“良性教育生态”。他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多种形式的企业在市场上良性竞争，在教育方面也应如此。他呼吁，在教育领域应有多种形式的机构，不但有公立学校，还可以有社会力量举办的、国家支持的新型的研究型大学。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培养多样化的科技人才，离不开多元的教育形态和培养模式。因此，在体制机制上，除了公立大学外，我们还需要培育一批小型私立研究性机构以及高质量的职业技术院校。

对于科技创新，尤其是一些“硬科技”，“硬核式”的资金支持不可或缺。“硬科技”的壁垒足够高、拥有难以模仿和复制的关键核心技术，例如，人工智能、基因技术、航空航天、脑科学、光子芯片、新材料等前沿高精尖科技，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休戚相关。这个领域的投资风险大、周期长、回报慢，因此不受传统金融资本的青睐。“硬科技”需要长期性的资金支持。在日前召开的“2019硬科技生态战略发布会”上，北京成立了首只“硬科技”基金，重点关注“硬科技”投资，基金设立规模6亿元，实际到位9.2亿元。据了解，这只基金重在支持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转化。科学技术通向产业化的过程中存在鸿沟，尤其是自主研发的“硬科技”更需长期性资金投入，如果在转化过程中得不到充分资金支持，很难真正落地、为市场所用。因此，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成功率，需要更多类似“硬科技”基金这样的“硬核式”资金的驰援。

配套的体制机制改革对于科技创新的突破同样必不可少。不可否认，在科技领域，我国尚存一些体制机制障碍，王一鸣在其研究中把这些障碍总结为：政府对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管理仍存在“越位”“缺位”“错位”问题，该放的没放活、该管的没管住。在市场准入方面，重审批、轻监管，监管能力未能及时提升；在维护公平竞争方面，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执法不严等问题。

针对各类体制性问题，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减少对科研活动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把工作重点转到制定政策、创造环境、为科研人员和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上。要坚持“刀刃向内”，深化科研领域政府职能转变，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动权。

应当说，与资金支持相比，体制机制的科学化、灵活化能够从根本上激发科技创新的动力。政府扮演好公平监管者的角色，是对科技创新最“硬”的支持，也是对未来最长远的投资。(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