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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新四大发明”的层面2018/06/16
    陈伟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创造奇迹的40年。我把思考集中到创造力上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国家的竞争力其实是创造力的一个表征,它的本质是一个国家的创造力,企业的创造力。在这些方面,我们其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像今年初达沃斯论坛发布的《竞争力报告》把中国排到全球竞争力第27位,综合分数也在不断地增长。这其中,我想突出的有两个比较好的表现。第一,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不论是拉丁美洲也好,前苏联、中欧也好,绝大多数国家会遇到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问题。但是,中国是一个在40年里总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国家。第二,就是我们的人口规模,这是我们最突出的地方,也是我们得分最高的地方,人们一定会说人口多,自然市场规模大,这个能不能算是你的一个成就?其实完全可以算作我们的成就。因为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需要有一个必要条件,这个就是我们的人口红利,以及我们把这个人口红利开发出来兑现成要素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中国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似乎每一个因素都能找到道理,但总的来说我们都可以把它对接为人口优势。今天可以从创造力的角度重新看这几个重要的贡献因素: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贡献,我们的资本来源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的积累。我们人口结构好,负担轻,就能够积累,这是人口优势带来的资本积累。但既然劳动力那么丰富,为什么还要投入资本呢?因为资本带来的那部分增长会产生更高的创造力。

  简单地说,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这背后是更高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归根到底还是人,但是凝聚在机械设备、科技里。所以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过程,永远是创造力提高的过程。

  同时,还有一部分资本来自于外资,引进外资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综合来说,就是资本贡献、劳动力贡献、劳动力数量的贡献。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任何国家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假设相同,那么,假设一万个人里头会产生一个创意,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国家,只能出现一千个创意。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就会有十三万个创意,这个道理是明显的。

  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带来的优势就更不用说了,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有普九,有扩招,人力资本大幅度地提高了。

  从生产率的角度来说,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叫做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最简单的就是劳动力过去在村子里务农种地,生产率非常低,后来转移出来在二产或者三产上了,生产率提高了,收入也提高了,宏观上产生了一个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这就是最核心的生产率提高的来源。

  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性的技术进步等。这部分可以说天生就是创造力的一个综合表现。这就是在人口红利期所获得的创造力的来源。

  我还从刚才几个要素的角度去诠释这个问题。

  第一,资本。劳动力短缺以后,我们迅速出现了用机器替代劳动力,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我们叫做“资本深化”。资本深化到处都要进行,任何时代都要进行,但是在这个时代来得最快,来得最快就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它太快了,产生了一些不同步的现象,不协调的现象,就会带来资本报酬递减,资本深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一个必然走向。但是,资本深化必须要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导向,与人力资本提高相同步。

  第二,劳动力供给。虽然劳动力终究是要绝对短缺的。但是,中国劳动力的潜力没有彻底挖尽。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的比重会下降,农业产值的比重也会下降,劳动力的比重也下降。因此,就产生了负斜率的曲线。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中国就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八千多美元的时候,农业劳动率比重还显得过高,所以它要下降。第二,中国未来怎么走?未来时间里,我们要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但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农业比重都比我们低,所以这是我们的差距,同时也是我们的潜力。因此我们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业的经营规模,让劳动力继续得到转移,迸发出更大的创造力的要求。

  第三,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我们面临着教育深化,教育深化的含义是什么呢?一是提高教育数量。经济学家做增长模型的时候,用的人力资本指标叫做“受教育年限”,就是劳动力平均受过几年的教育。人们发现受教育年限增长,必然导致经济增长表更好一些。

  第四,我们有没有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汇叫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在党的政治报告里不会见到这么学术话的用语,为什么要把这个词用上?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太重要了。从我看到的文献来说:

  第一,它几乎可以解释国家兴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

  第二,它可以解释绝大多数的案例,就是一个国家到了特定的发展阶段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可以继续增长,跨过中等收入门槛进入高收入的大门,也是靠全要素生产率决定的。

  第三,我们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出现了后劲乏力的趋势,因此需要加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人们很快发现不太容易理解这是什么含义?它的抓手究竟在哪儿?所以很多地方政府的领导都会觉得很犯愁,怎么抓全要素生产率,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即把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资源配置效率。

  第一个资源配置效率就叫库兹涅茨效应,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第一次发现了,产业结构要从一产业调整到二产业到三产业,调整的目的和遵循的方向就是提高生产率,从低生产率部门调向高生产率的部门,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就是资源配置的结果,最后导致的最终目标就是生产率的提高。

  第二个,我把它叫做熊彼特效应,他的创新理论是创造性破坏,必然有死亡、有退出才会有生存有扩大。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创新发生了,生产率提高了。

  第三个,我把它叫做非匀质效应,生产率提高要采用新技术,但不是每个人都会采用新技术齐头并进,而是一些对市场有更好的展望、更富有冒险精神、更有判断力的人率先启用了新技术,成功的人就得到了发展。为什么我们现在出现了这么多独角兽的企业呢?原因也在这儿。技术进步不是齐头并进的,也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所以这样去认识全要素生产率的话我们就知道抓手在哪儿了。政府就是要创造竞争的环境。

  最后一点就是科技创新。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创新,这有它的道理,第一我们发展阶段到这儿了,科技总体实力也提高了,已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了。同时巨大的人口规模、市场规模决定了我们自主创新是有优势的,巨大的市场规模会让创新得到回报,因此创新的投入也是可以得到保障的。问题在于这种自主创新是在什么层面上,现在大家都说,我们有新的四大发明,我觉得这很了不起,就是把已经有的好的科技,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把它发挥出来的重要的创新。但是这种创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创新过程,它只是一个环节,这样的创新必须要连接到、追溯到你的基础科技领域的创新当中去,如果你永远停留在这四大发明的层面就不符合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的标准。

  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自己的市场规模,利用对利润的追求,最终实现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只有保持这样的创造力,才会在后人口红利时代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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