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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爱迪生”能否走出专利困局 | 2004/10/10 |
| 本报记者 王 淼 当今年的第七届北京科博会圆满结束后不久，北京的非职务发明人李爱平找到记者，诉说了非职务发明人成功转化发明成果的艰难，并告诉记者参加第七届北京科博会的非职务发明的专利成果在会上鲜有成交。 记者后来与几位非职务发明人的接触也证明了这一说法。热闹一时、以“科”字冠名的科博会上，“科”却受到了“冷落”，这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李爱平共有耳穴夹、无毛牙刷、剪刀型剖鱼刮鳞器等6项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和一项获得公告的发明专利。但从1992年~1993年获得专利至今，她的几项专利一项都没有被企业相中投资开发。她说，联系的一些大企业都没有购买这些专利的愿望，而有些专利成果已经被南方的一些小企业仿冒，但时间与经济又都不容她去“讨个公道”。面对专利申请后每年需要缴纳的专利维持费，她告诉记者，她已经多年没敢再涉足于专利申请了。 李爱平所面临的困境是中国大多数非职务专利发明人所共同面临的。据有关统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专利实际转化率不足10％。而截止到2004年上半年，我国受理的专利申请总量已经达到200万件。 发明人贫困带有群体性色彩 大量专利申报成功后却最终被打入冷宫，发明人的心血和前期投入随之付诸东流，造成了科技资源的极大浪费。对很多发明人而言，发明是一种兴趣和爱好，不少人都有多项专利。记者在采访中看到，由于转化的情况不理想，专利维持费就成了一笔不小的负担，很多专利人与我们想象中的发明家形象相去甚远，专利发明带给他们的不是成功的骄傲，而是不小的负担。 专利为臭氧消毒柜的金明告诉记者，为给自己的专利找到投资，他从去年下半年起就辞了职，但现在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者。他说，再坚持两三个月，还不行我只能放弃了。李爱平告诉记者，北京市发明协会的一位副会长，有300多个发明，有的发明还得过尤里卡金奖，但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最后是一个企业家“赞助”了他一套房子。他们问记者，这么搞发明，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而不久前新华社则报道了一个有储粮仓自动降温装置、防止汽车被撞保护器等8项国家专利的发明家王俊斗一贫如洗的状况。报道说，王俊斗 “以前家里不困难，越搞发明家里越穷。”他说：“我自己一个月只有200来块钱。爱人在银行工作，一年工资2万元，大都拿来申请专利、还债，平时市场上什么菜贱吃什么，困难极了。……亲戚都说我不务正业。” 另有媒体报道，武汉市有一位申请141项专利、拥有42项专利权（其中有4项为发明专利）的发明人任文林。45岁的任文林虽被媒体誉为“发明大王”，由于多年来痴迷于搞发明而耗尽财力，妻儿离去，家不成家，因此，又有人称他为“专利流浪汉”。十几年来，不仅分文未得，他光是用于申请和维持专利的费用已不下20万元。 而武汉一地300多位非职务发明人中目前和任文林一样境遇的占了大多数，像研制疗伤奇药的夏志陶、陈青云夫妇、“发明人与投资者联谊沙龙”的牵头人谢裕川和全国第一个磁化杯专利申请者刘耀友等等。他们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手中掌握着可能致富的专利技术，却要靠救济过日子，有的甚至连基本温饱都成问题，几乎已经陷入生存危机的窘境。 而今年7月中旬，吉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供了的一组数据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在该所对780名专利发明人的调查中，竟有700余名没有获得经济利益；5000位发明人中，有4500余人手头拮据，有近3500人债台高筑，其中有的发明人竟因搞发明欠债近500万元。 多数专利人无力靠自己转化成果 当得知记者在采访专利发明人，不止一位朋友或善意或调侃地说：“专利发明人，不会是骗子吧？”有一个很形象的笑话：有人说如果你在美国大街上高声喊一声“我是发明家”，马上就有一群人围过来，想看看你是不是发明出了什么好东西，有没有合作发财的机会；而如果你要是在中国的大街上高喊一声“我是发明家”，人们马上就会躲开、绕着走，生怕你问他借钱。 记者也知道不是每项发明都有转化的价值，也不是每个专利发明人都是正直的君子，但对发明的这种藐视却似乎有着极为强悍的思想根源。这种藐视也使得我们的发明举步维艰。 申鹏的专利为不会翻沉的船，这项专利据发明人称可以有效解决船身的翻沉问题。此外，他还有水上漂浮打捞装置等多项水上发明。他气愤地告诉记者，他去北京某局推广他的发明时，有工作人员轻蔑地说：“专利，我一个小时能搞仨，你信不信。”找到该局的某位局长时，这位局长说：“我们不跟你个人合作，我们要合作就和国外大公司合作。” 而在新华社关于王俊斗的报道中也反映了类似的歧视。一次，王俊斗打电话给一家大汽车厂推销防止汽车被撞保护器专利，这家汽车厂技术处一位女同志对他说：“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单位吗？知道我们有多少科研院所吗？你知道我们有多少工程技术人员吗？我们有几十个科研院所，科研人员4000多人，你要寄资料我们就扯掉扔垃圾桶里！” 观念方面的因素是根本的，致命的。而对于一个发明人而言，在专利发明之后，他还面临着样品（样机）的制作、检验等多方面的挑战。对于大多数并不富裕的发明人而言，这意味着一笔笔不小的资金投入，有些投入是超过个人能力的。而在这方面，对于专利为药品的发明人而言，将专利成功转化的希望也就更渺茫了。发明为解毒中药制剂，解酒中药制剂的李楷堂告诉记者，他的解毒中药在他的门诊应用时效果不错，几个吸毒的小伙子都较成功地戒除了毒瘾。于是，他就申请了专利。但有专利不等于能够生产，要投入生产还必须先经过大规模的动物和人体试验，为此他去北京市药监局联系，药监局的同志告诉他，这种药物实验少则要十几万元，多则要几百万元，这些钱都要他个人掏。李楷堂表示，这意味着他倾家荡产也拿不到药检报告。 此外，记者在采访时还注意到，有些专利发明人的性格并不好，而且表达能力不佳。用李爱平的话讲，发明家多数是发散思维，而这在交流中则意味着表达缺乏逻辑性，让听者不知所云。而推广专利有着明显的“公关”色彩，对这些发明人来说，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了。 政府与市场：谁来帮助我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不少专利发明人都有一个通过发明创造改变自身命运，发财致富的梦想。应该说，如果越多的发明人的这个梦想能够实现，就会鼓舞更多的人去投身发明创造，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就会获得不竭的动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明人通过市场将专利转让或直接获得投资应该是最理想的选择。而在现实中，善意的买家却迟迟不肯出现。发明人告诉记者，在获得专利后，他们都能收到大量的中介公司（其中不少公司打着国家专利局旗号的单位”）的合作代理函和一些展会的参展邀请函。这些函的主要内容往往都是以发明人先交一些钱为前提的，对于能不能将专利真正转化出去，这些单位是并不负责的。 邢树军的发明在记者看来是最应该和最可能得到转化的。他的专利是可逆式活扳手，这种扳手可以有效地克服传统扳手的多种弊病，在现实生活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但就是这样一个专利，从1998年申请专利至今没有一个厂家愿意生产，而与他接触的中介公司却非常之多。邢树军说，由于中介公司希望获得更多的提成，将他的专利估价数百万元，结果根本无人问津。这位1995年退休的前《中国石化报》的总编说，我已不希望利用专利发财，如果能有厂家愿意生产，真正把它变成产品我就很高兴了，但中介公司却不答应。再这样下去，这个专利我就不要了。 为什么企业对专利不感兴趣呢？据吉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李云彪分析，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受资金投入、实施条件等方面的影响，非职务专利的转化和产业化比起职务专利有着更大的难度。而且，一些企业领导人对于企业内部非职务发明人的专利存在种种模糊认识，或根本不想花钱购买专利，或认为某些实用型专利赚不了大钱，存在亏损风险等。而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则对记者表示，大型企业一般是专利的主要购买者，在政企分开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前，企业就不会有积极性去购买专利。 此外，在产权保护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专利产品还容易被仿冒、侵权，而厂家与专利发明人面对这种情况往往感到力不从心，这也是专利转让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发明人告诉记者说，有厂家提出专利又不能被仿制，那怎么可能呢？有专利人发牢骚说，专利没用，在您的专利基础上做一点改动就又是他的一项专利了。 在这种情况面前，一些专利发明人开始希望政府能够介入，有人希望政府能够创造一个免费的交易平台以降低专利的交易成本，有人希望能够降低每年必交的专利维持费，有人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担保贷款。当记者提出，如果政府提供的担保贷款如果不能有效收回怎么办时，为投资奔波了近一年的金明说，如果谁不还贷款就将谁“发配”到沙漠深处去种树！ 种树？恐怕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国家根本无法对上百万项的专利发明进行准确的甄别，而且即使投资失败，又能真让谁去种树吗，失败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又怎么界定哪些确实是发明人的责任？当然，对于现在政府提供的服务，记者采访的发明人多数表示不满意。 自助？天助？自助者天助？ 采访中，记者听到的一则案例让人久久不能释怀。在日本，一位家庭妇女设想出可弯曲吸管，她的这个想法得到技术专家的支持和帮助，仅仅是一个想法，加上草图，就获得丰厚的利益。这就是日本发明家协会所起到的作用。而对于我国的发明家而言，缺乏的恰恰是能够担当起责任的 “民间发明创造援助组织”。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勤在不久前的一次论坛上曾经指出，造成专利成果转化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的经济及信息资源分散、重复。北京格物创道发明公司的首席发明家孔维铭告诉记者，由于发明人往往热衷于在自我封闭的狭小空间内单打独斗，而这种创新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节奏，结果不少闭门造车的专利发明鲜有开发应用价值，他补充说，每年光是有关马桶的专利就有几百项，而实际上又有几个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突破，几个具有商业开发价值？ 对于非职务发明所面临的窘迫状况，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也在探寻解决之道。 据报道，2003年12月，吉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成立了全国首家专利超市，已为几千位专利人进行专利推介。虽然通过专利超市搭桥成交的项目转化金额达５００多万元，但从总体情况看，专利成果转化收益仍不高。 一些专利发明人也在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发明的价值。孔维铭的思想迥异于其他发明者，他认为，自助者天助，发明人应该克服自身的弱点去为积极推动发明的转化，先取得一点突破，再寻求社会的支持。他的发明领域主要定位在目前备受关注的新能源、生态环保领域。孔维铭告诉记者，他在创业之初，低价盘下了一个停产小企业的车间，利用这里的一些现有机床等设备，他将自己的一些发明制作成了样机。有了样机，与企业沟通就相对容易多了。同时，他又与北京市发明协会进行合作，利用这个初具规模的小小开放发明实验室帮助一些不具备条件的发明人制作样机和样品，收取一定的成本费用，使自己的设备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也为没有实验条件的发明人解决了现实的困难。目前，孔维铭除了组织一些志同道合的发明家、设计师、教授在北大科技园创立格物创道发明公司外，他还拥有一家据说已经壮大成中文类发明信息类数一数二的网站“发明时空”网（http://www.inventsky.net），还与新加坡一家公司合作建立一个国际技术转移网——创道国际技术转移网，利用这个通道，将他们的发明成果开始源源不断向国外输出。孔维铭认为，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明人完全依赖政府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只有靠自己去努力克服自身弱点，取得一定成功的实绩，这样政府和企业与自己合作也才有更可靠的支点。 孔维铭强调说，一个现实的能够走得通的便捷途径就是发明人走向联合，组成带有互助色彩的协作共赢性组织，通过协作冲破障碍，获得支持，走向成功。他力劝记者多去采访一些成功的发明人，将他们的经验总结出来，他认为这其中必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找到这些共性加以提炼、总结，就能给其他发明人以启发和借鉴，后来的发明人就会少走不少弯路，也许这还真是一个发明人集体走出困境的捷径！孔维铭正在与俞军、张国伟、徐志强等其他几位初获成功的发明家一起，发起创办一个“中华职业发明家联盟公会组织”，但到记者采访时，虽然已经得到全国各地几十位热血发明人的积极响应 ，但相对于为数不算少的民间发明人群体而言，这个数字多少还是让人感到有些酸楚。不过，有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这一组织，刚成立的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已开始为会员提供诸如参加高交会的展位费用等方面的支持。 而接受采访的一些其他发明人则表示，孔维铭提出的“自助•天助”之路不适合自己。而且对于“发明家公会”、“发明家俱乐部”一类的组织，他们多少有些怀疑创办者的初衷，因此并不怎么感兴趣。李爱平则表示，她现在又有一个建立“发明博物馆”的思路，以“发明博物馆”的各种收入为发明人提供从工艺技术方案设计试验、工艺技术方案的优化、绘制图纸，模型制造，制作样品样机、工业造型设计，营销方案设计、项目转让、创业等多方位的服务。她认为，从发明到产业，必须建立起一种产业链，因为围绕每一个环节，都有许多需要配合的工作、服务、合作，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创造性的劳动。这些环节相互断开，新财富就无法实现。李爱平认为，我国目前有200万中小企业为世界生产，为人民提供岗位，而这些中小企业严重缺乏创新能力。如果把我国的非职业个体发明人组织起来，在一起开展集体发明创造，优势互补，脑力激荡，配合工程师、能工巧匠，他们将像爱迪生那样，发明创造出划时代的新产品。他们将为我国中小企业提供大量高质量的创新成果，他们将共同开展创业活动，由此而培育出来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创新企业；他们将为社会创造出许许多多新的工作岗位，将使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并带动我国大多数人民奔向更富裕的生活。但是，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找到实现计划的一点启动金。 原载：中国改革报•本报记者 王淼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