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票机的发明者叫袁振华，一生有30多项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2月11日，在太原敦化坊街道河北里社区4号楼2单元，记者辗转找到了这位86岁高龄的老人。

　　A 发明惊动中国金融学会

　　老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和蔼谦虚。记者问及他的那些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的事情时，他笑了一下：“那都是些过去的事啦。那个时候，国家大搞经济建设，号召年轻人搞发明创造。”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老人一边翻箱倒柜寻找那些保存已久的原始资料，一边向记者娓娓道来。

　　袁振华出生在晋北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947年告别故土来到太原谋生。1949年5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公学，同年6月被选派到山西省水利局工作，1951年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当时，我担任营业室的出纳员。每天，太原市区内的许多企业，除按计划留下少部分流动资金外，全天的营业收入，都要交到山西省人民银行。由于当时的旧币纸质不好，每天回笼的现金中，有大量的破币和残币。破币一般销毁处理；残币需要手工粘补。那时，省人行营业室每天有15个人专门干这个。一般都是自己用面粉打好浆糊，一张一张进行粘贴，大家的劳动强度特别大，但一天也粘不了几捆(100张为1捆)。由于破旧钞票不能及时整理出来，积压了许多资金不能运用，延长了金融周转时间。为此，银行领导号召大家开动脑筋找窍门、搞研究。我琢磨了一段时间，反复试验了几个月，最后按照压面机和卷压机的原理，设计出一部木制粘票机，在营业室一试验，效果很好。”

　　老人从一个旧文件袋里取出一份已经发黄的《太原日报》。记者发现，报纸保存得十分完整，版面上使用的字体是繁体字。头版报眼的位置上，一条消息的标题特别醒目：省分行出纳员袁振华、张长吉创造粘票机成功。

　　在这条消息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以前粘钞票每人每小时只能粘150张(最高标准)，现在每小时每人能够粘将近1000张，效率提高5倍多，每天可少用4个粘票的工作人员。这个粘票机的创造，经过多次的实验都很成功，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好，粘的票子又坚固，又耐用，延长了纸币使用时间。”

　　袁振华发明的粘票机，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当年，他又发明了捆票机。当年6月30日，中国金融学会专门给他个人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老人颤抖着双手给记者拿出了贺信原件(原件为薄麻纸)，贺信共两页。记者看到，上面有这样的语言：祝贺你发明手摇捆票机的成功……捆票机的发明是我们全行的喜讯，我们准备向全行通报这一喜讯。

　　当时的袁振华根本不会想到，他的命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B 人民日报刊登他的建议

　　1954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袁振华被借调到人民银行青岛分行，主要任务就是研制自动粘票机。袁振华根据缝纫机的原理，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而且在粘票机上附设了点票机，之后又设计制造出了残钞销毁机。

　　1955年3月12日，时任人民银行青岛分行行长的于长安，题词为他颁发了奖状：“发明创造是表现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力量。应继续努力，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争取更大的成就。”当年，作为特邀代表，他参加了青岛市劳模大会，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人物。

　　袁振华是个爱琢磨的人。在人民银行青岛分行工作期间，他发现这里的烧水锅炉随时有开水用，便动起了脑子。他把青岛分行和山西省分行各自使用的锅炉进行了比较，发现火门、火盖、放气管虽然相同，但入水口却大不相同。他仔细分析后发现，此处的不同，不仅影响开水的供应，更重要的是燃煤使用量多少的差别：青岛分行全天用煤70斤，山西省分行却用煤250斤。

　　老人告诉记者：“当时，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为国家省点煤，于是就写了篇文章寄给了《人民日报》，没想到很快就刊登了。”他把报纸递到记者手中。这是1954年4月15日的《人民日报》，文字格式是竖行，采用的是繁体字。记者看到，文章的标题是：改装锅炉节省用煤的一项建议，全文近750多字，详细说明了他对改进锅炉的观点和看法。

　　这篇文章发表的当年，他陆续收到全国各地不少单位的感谢信，称赞他的建议为国家节约能源做了件好事。

　　C 一生拥有30多项发明革新

　　采访过程中，老人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发明创造革新改进机器设备一览表”。记者细数了一下，从1953年发明残币粘票机到退休后的1991年，袁振华共有33项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成果。

　　对照这份一览表，记者特别向他提出了专利证书的问题。老人从柜子里取出一张《专利证书》说：“这是我这一辈子惟一的一张，领到手里的时候，我已经退休啦。对这张迟到的专利证书，老人显得很淡然，对其他一些革新创造，老人也没有向记者讲述太多，但对在太原棉纺厂发明自动全幅割绒机，他则显得特别动情。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记者发现，他的眼里闪动着泪花。

　　“那是1959年的事。当时，全太原市64家个体户合并成一个公私合营的大棉纺厂，4个车间安装的88台铁木织机器陈旧落后，仅能维持500多名职工的生存。厂长王思聪决定转产，上马市场上紧俏的灯芯绒。那时的灯芯绒全幅有335幅，工人们拿着一把特制的小刀，一道道来回地进行手工割绒，每天至少走60多里路，但仅能割出60来米，而且，一不小心割透了，布匹就作废啦。王厂长在银行工作过，便硬把我调了回来。进厂后，交给我的任务就是研制自动全幅割绒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个生疏的东西，既没有资料可供参考，也没有实物机器拆卸研究。后来，听说北京有一台从日本进口的割绒机，我就随省工业厅总工程师去参观。回来后，我觉得那台机器构造复杂，不能完全照它的样子做，就向厂长作了汇报。厂长特别支持，专门贷款2万元解决了资金问题，让我放手去搞。当时，厂子里的领导层意见不统一，我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进行研究的。1961年3月8日，命名为‘6138’型的自动全幅灯芯绒割绒机正式试车。看着不到5分钟就割出的几十米灯芯绒，我觉得那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当年的7月5日，《党的生活》第四版，专门刊登了我的事情。”

　　在这篇题为《袁振华百折不回攻关键》的通讯结尾处是这样写的：省轻工业厅、市轻工业局和市科委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并进行了鉴定。据初步测算，这部机器比手工操作提高工作效率七倍半，质量也由过去的60%-70%提高到98%以上。

　　采访结束的时候，袁振华老人握着记者的手说：“要不是你到处打听，我还真不想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能为国家做些贡献，是我的本分。”写就本文的时候，记者就国家专利方面的政策性问题，专门在网上进行了查寻，结果显示：1950—1963年13年间，全国只批准了4项专利和6项发明权，并且所有权都在国家，当时实施的是《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1985年4月1日，《国家专利法》正式实施。(记者 胡帆)来源：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