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学有所成 回国建设
      留英7年，历尽艰辛学有所成，丁文江于1911年4月离英回国。经西贡 到海防，改乘当时刚通车的滇越铁路，5月12日到达昆明。
      留英回国，穿着西装是不能在中国旅行的。云南高等学堂监督叶浩吾先 生指导他改了装，戴上假辫子和瓜皮小帽，穿上长袍马褂，留着小胡子，带 着随从和护卫，一行12人。从昆明出发开始了游历。游历了云南、贵州、湖 南，了解到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最后从汉口途经上海回到泰兴老家。      旅游中丁文江带了许多仪器和书籍，随机用气压表测量地势高度，绘制 地图。他发现，武昌舆地学会的地图，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中国地图”和英 法德日文的百万分之一的地图，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教士所测的地图 作蓝本，所以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错了200多年没有人发现。
      他这次旅行还不是地质矿产的调查，仅是一个地质学者为其以后的西南 地质矿产调查的准备性旅行。他在贵州黄果树，正巧遇上“赶场子”，看到 许多穿着奇装异服的女人和男人，引起了他对人种学的兴趣。1914年他再次 旅游西南省份，开始了他对西南人种学的研究。
六、为国家建设培育人才
      丁文江回国时，正值辛亥革命，一些盗贼则乘机作乱或杀人放火，或偷 盗抢劫。丁文江提倡编设地方保卫团，并早晚亲自进行训练，保卫市民百姓 的安全。
      民国2年2月，应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先生之邀，丁文江来到北京， 当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
      司长张轶欧先生是一个远见卓识的人，深识地质工作在国家建设中的重 要地位，拟构建一个“中国地质调查所”。但此前，统治者，对地质的重要 性毫无认识，所以中国当时的地质人才奇缺。北京大学则因地质一门招不到 学生，索性把原有的地质这门学科停办了。
      地质科学因没有经费和专业人才，也不能进行调查工作。因此丁文江的 工作，自然是得从培养人才着手。1914年，他利用北大停办地质学科的机会， 把北大地质学系的图书、标本借来，由工商部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所。同时 还把北大原有的一个德国教授梭尔格请来帮助。后来，被派往比利时学习的 翁文灏也回来了，就在这个地质研究所当主任教授。而丁文江自任古生物学 教授。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学。
      到1926年经过三年的时间，地质研究所培育出了由中国自己培育的地质 人才。中国地质学界的许多名人，如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 畴、朱庭祜、李学清等地质名人，都是地质研究所培育出来的。
      1926年地质研究所收归北大，改名重定为地质学系。丁文江对该系的教 学非常关切。该系恢复后的第一批毕业生来到地质调查所找工作，丁文江每 人分给10种岩石要他们识别，结果没有一个及格的。他就带上成绩单去找胡 适之，说：“适之，你们地质系是我们地质调查所青年人才的来源，所以我 特别地关心。前天地质学系的几个毕业生来找工作，我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 考试，都不及格，你看这份成绩表。”
      胡适之问他怎么办，丁文江说：“我是想同你商量，我们一起去见校长 蔡元培先生，请他看看这份成绩表，要他知道北大地质系办得怎样糟，你说 他不会怪我吧？”
      心地坦诚，无所顾忌。这若在某种人看来，不是明明要找校长告胡适之 的状吗？然而，丁文江没有这么想过，胡适之也没这么想过。他们共同想的 是怎么提高学生的水平和能力。所以胡适之立即说：“不会的，蔡校长一定 会很欢迎你的批评，决不会怪你的。”
      结果就是这样，丁文江和胡适之两人一起去看蔡先生。蔡校长听了丁文 江的批评，又看了成绩表，不但不生气，而且很谦虚地请丁文江指教他整改 的办法。最后商定：第一，请李四光来北大地质系任教授；第二，北大与地 质调查所合聘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到中国来领导古生物学教学，一面在北大教古生物学，一面在地质调查所主持古生物学的研究工作。
      葛利普是德裔美国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16年教授，到1917年美国 参加欧战后，由于各大学纷纷掀起了反德运动而被革职。他的父亲和祖父都 是牧师，而他极端反对神秘的宗教。接到北大和地质调查所的联合邀请，他 欣然接受了，于1920年来到中国任北大地质学系教授，兼地质调查所古生物 室主任。他是一个工作积极和热心教育的青年人。那时，北大经常不发薪水 而罢课，他却总是把地质学系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上课。况且他因风湿，两腿 不能走动，手指也都肿胀变形，但他的工作比任何人都忙。就这样，葛利普 为中国培育出了众多的古生物人才，如孙云铸，杨钟健，斯行建，黄汲清， 张席（■），乐森（■），田奇俊，朱森，陈旭，许杰，计荣森等等。这些 人才培育的成就，当然也不能抹煞丁文江的功劳。
      葛利普在中国工作了26年，最后病逝在中国。为了纪念他，就把他安葬 在北大地质馆的大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