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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身份证 | 发布于:2018/11/29 | |
| 身份证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的第一代身份证直到1984年才正式发行，那么，中国古代有身份证吗？古人要如何证明“我是我”？ 符牌最早是兵權及君权的象征，其内涵就是权力的物化与延伸，大有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见黑木令如见教主本人”的意味。符牌还带有防伪功能，先将一整块符牌一分为二，使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在一起以验真伪——现代汉语中的“符合”一词也渊源于此。 秦汉以后，符牌逐渐衍生出节、虎符、竹使符等门类。苏武出使匈奴，所持的节也属此类；虎符与竹使符则一主发兵、一主征兵。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符牌渐渐与官员的身份有了交集。 唐朝时，朝廷为了“明贵贱，应召命”，根据官员不同的品级发放金、银、铜制的鱼符，五品以上的官员还佩有专门的鱼袋。宋朝时鱼符被废除，但鱼袋保留了下来，苏东坡曾被赐予银色鱼袋，以代表他朝廷命官的尊贵身份。 到了明清时代，符牌演变成牙牌与腰牌。明朝牙牌上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职，有时还会刻上使用范围与禁令。清朝腰牌更完备，加上了编号、年龄、相貌特征、发牌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后世的身份证已经大同小异，但手握符牌的人不是“有身份证的人”，而是“有身份的人”。 与符牌不同，传信一般是普通吏民使用的一次性证明。为了保证古代中国人口流动的正常进行，传信应运而生。 传信是古代过关津、宿驿站、乘驿站车马的凭证，上面所记载的信息更详细。传信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有些像是身份证、介绍信、预付卡的混合体，而且其防伪方式与符牌一样都是“两相堪合”。 汉朝的传信多以木制，上面记载相关信息再加盖御史大夫的印章。当时任选官员使用察举征辟制，受到征召的人持有传信，可以免费乘坐朝廷车马。 传信制作繁琐，在流动人口较多的边关使用颇为不便，于是古人发明了“简易版”的传信：繻。守关的官吏将帛撕开当证物，需要时对比撕裂口便能确定真伪。虽然少了几分仪式感，但功效一点不差。 除了上述传信之外，还有棨这一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员才可以使用的特殊传信。棨分为信与戟，棨信是丝质的信件，可以悬挂起来作为徽帜；棨戟为木质，官吏出行时可作为仪仗。 这些五花八门的传信针对的重点是“出入”这一事件而非使用者本人，如果没有人口流动，传信便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与现代身份证的人身属性存在本质区别。 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证直至现代才诞生，这与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 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便费尽心力将户籍制度与土地、赋税制度结合，以防人口流失：楚国的户籍册详细记录了居住者的居住地与身份，宋国的户籍册配有相应的地图，秦国更是实现了户籍的精细化管理。为了加强秦国对居民的管制，商鞅发明了“照身贴”：在一块打磨光滑的竹板上面刻着持有人的头像、年龄、籍贯等信息，并附有由画师画的人物肖像，从外形上看这和我们现在使用的身份证十分相似。 在古代君主眼中，人口只是活动的“财产”，所以户籍制度也就成了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与公民权利毫无关系。而只有当户籍政策不再成为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时，作为公民权标志的身份证制度才有可能出现。 清末“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制定了《户籍法》，在此之前，中国历朝的户籍制度都只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在此之后，户籍制度渐渐成为公民权的象征，最终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证。如今，我们所使用的身份证虽然轻巧，但它身上却承载着几千年的变迁。（据法制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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