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 5 月 28 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了美国科学代表团后，便留下来 跟参加接见的竺可桢讨论气候变迁问题。

当时，世界气候异常现象增多，引起各国科学家的关注。国际上流行着“世界将进入小冰河期”、“人类将面临一个缺粮的时代”。而竺可桢根据有说服力的资料证明，世界气候趋于变暖而不是变冷。

周恩来总理勉励竺可桢说：“祝贺你取得的成果。这篇学术论文，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欢迎，为中国科技界争了光。”竺可桢说：“自然史和科学史的研究，能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善于与 自然斗争。要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 80 多岁了， 感到力不从心了。”

周总理说：“现在到 21 世纪还有 1/4 个世纪的时间。郭老再过 19 年才 100 岁，你再过 17 年才 100 岁。章士钊写书，写到 92 岁。你还可以写出不 少书来。”

竺可桢答道：“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我能做到。” 竺可桢说到做到。1970 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体育锻炼也由早操、太极拳改为屋内散步和深呼吸。每天只能坚持阅读一个半小时，但他仍旧不肯稍有松懈。这一时期他着力作《物候学》的修订工作。在病中，他仍想着著书。当手稿送往出版社时，竺可桢感到自己就像一位产妇，眼见自己刚生下的孩子由护士抱走，自己满心幸福却一点气力也没有了。《物候学》是竺可桢的最后一部作品。此书一出版，畅销一空。香港《明报》有一篇文章评价说：“本书是历史文献结合科学观察的一部著作，把我国物候学带入了新 的纪元。”

竺可桢随身有三样法宝：温度计、笔和笔记本，以便随时随地进行观测 和记录。他总是在笔记本上记上他认为该记的一切。1973 年春节刚过，竺可 桢肺病复发住进医院，在医院里他仍然留心着天气的变化，并且记录自己的 病态发展。4 月 23 日的日记上他写道：“今晨一早起，适见一燕子在窗口孤 飞，好像老朋友一年不见又来探访似的。查去年日记，也是 4 月 23 日有以下 记录：‘上午见燕子在高飞，今年初见。’何以如此之巧。七八年来记录燕 子初见，在北京统是 4 月 21—23 日，只是 1968 年特别早，在 4 月 18 日。” 1974 年 2 月 6 日，他在日记上写下了最后一行字：“气温最高零下 1°C，最 低零下 7°C，东风 l—2 级，晴转多云。”这是他从广播中听到的天气预报。 所以在日记上，他又注明“局报”，一丝不苟地为他多年来的科学记录打上 了完满的句号。

在病危之际，竺可桢一再叮嘱夫人陈汲将他自 1966 年 8 月以来，每月将 三分之一工资交存银行的款项共计 11000 余元上交给党组织作党费用，而当 时他家的经济状况已是明显的入不敷出。

1974 年 2 月 7 日凌晨 4 时 35 分，当人们还沉醉在梦乡国里之时，竺可 桢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溘然离世。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竺可桢释放了他生命之火的最后一份光亮，然后他安祥地睡去了。走完了艰辛而又忙碌的一生，竺可桢永远地安息了。

中国科学界的一颗璀璨明星悄然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