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竺可桢被当局选中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这在竺可桢一生事业 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也是引起他思想转变的契机。

浙大前身是求是书院，由清末杭州知府林启创办于 1897 年，是有识之士 图谋变革而兴的新学。1902 年改称浙江大学堂，几经易名，于 1927 年建制 为大学。1933 年郭任远任浙大校长，受当时国际上法西斯统治的影响，对学 生采用军事管理制度，任意处分学生，激起学生的强烈不满，引发了“驱郭” 运动。蒋介石不同意改换校长，双方僵持一个多月。蒋介石亲临浙大训话， 下令罢课学生复课，遭到学生的抗拒。蒋介石只好退让，同意更换校长。有 人推荐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2 月 21 日，蒋介石与竺可桢面谈，要他出任浙 大校长。竺可桢对蒋介石说：“这事我自己也需考虑。”竺可桢一时犹豫不 决，他不是贪图功名的人，无意与官场中人物打交道。而经他深入了解浙大 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急切地要求一位励精图治的校长。思虑再三，竺可 桢说：“我若不为浙大着想，只顾明哲保身，则浙大必陷入党部之手。现在 的国民党已经不是革命初期那样，被人操纵已无疑义。”这一席话表现出竺 可桢的目光之敏锐与深远。为了浙大的前程，竺可桢终于答应蒋介石要他出 任浙大校长的要求，但是他不能放弃气象事业的研究，因而，起初竺可桢只 答应任职半年，把学校安定下来，然后交给一位有能力的人。后来他的好友 陈叔谅发来长信，劝竺可桢不要限期半年，谈到为了浙大请竺可桢不要久搁 不决。竺可桢心里了然，在浙大师生与党部的较量中，他奋力保护浙大，必 然与党部发生冲突。因此提出了就任的三个条件：第一，财政方面须有源源 接济；第二，用人方面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干涉；第三，内定时间以半年 为期。

1936 年 4 月 20 日下午，竺可桢开完气象学会理事会，回到家中。见夫 人侠魂已为他收拾好行装，送他连夜去杭州接任浙江大学校长。诸葛麒随竺 可桢一起去浙大任校长秘书，在赴杭州的列车上，竺可桢再三叮嘱诸葛麒道： “振公到校后你要注意两件事。第一要勤快，做到案无留牍；第二要须缄默， 你是校长秘书，必然知道许多机密之事，不能事先透露出去。”

次日晚 7 时竺可桢由上海到达杭州，刚下火车，就立即召集众人商讨如 何治理学校，深入了解学生情况，直到深夜才回到寓所休息。第二天上午竺 可桢由郑晓沧、胡刚复、倪志超陪同，会晤前任校长郭任远。两三天内，竺 可桢与教员、学生许多人见面谈话，了解情况。

25 日下午竺可桢在体育馆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竺可桢发表就职演说。 他强调：“……办理教育事业，第一须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 环境，……我们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 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查世界的潮流，所养成的人才 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他旁征博引，从越王勾践雪耻、五代钱氏保浙、宋 浙人匡复捍卫、明于廉抗倭，谈到明末黄梨洲、朱舜水的遗训：“一方为学 问而努力，一方为民族而奋斗。”他的深邃哲思使全校师生都受到精神震撼。
面对热血青年学生的欢欣鼓舞，竺可桢又将话题引向现实：“有知识有血气的青年，早已感到国家情势危迫。近百年来，列强侵略进行不息，中国不能发奋自强，以致近几年国家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一席话引起青年学生的共鸣，也赢得了学生们的信任和拥护。 竺可桢在浙大第一次参加纪念周正值 5 月 4 日，“五四”运动 17 周年。

竺可桢对浙大师生讲了两个问题。关于教育制度，他主张不效仿任何国家，而取众家之长改革现行制度，施行导师制。谈及“五四”以来学生们沦于悲观，竺可桢认为这是由于缺乏对中华民族必能复兴的信仰。他希望浙大学生树立民族自信心，有高度的自觉和实际的努力。

竺可桢为了聘请好教授而多方奔走，他请茅以升讲《钱江桥与建设》，

请马寅初讲《非常时期中国之财政问题》，还打算聘请冯玉祥、候德榜为演讲员。为了请到当时著名的老学者马一浮，竺可桢求贤若渴，三请马一浮传为佳话。

出任浙大校长以来，竺可桢穿梭在南京、上海、杭州之间，为了节省时间，坐车多是搭夜班车。他还常常将一些文件带在身边，坐车时批阅。气象研究所招收第四期练习班助理员的考卷，就是在沪杭颠簸的列车上批阅的。

在处理各种业务之余，作为一名学者，竺可桢犹不忘抽出时间从事学术活动，多次到中央电台讲《气候与人生之关系》，又到杭州笕桥为航空学校师生讲《东亚之气候》。

竺可桢广纳贤才，办学民主，一时浙大名望大振，聚集了一批第一流的教授，当年招生时，考生蜂拥而至，出人意料的多。新学期一开始，竺可桢就亲自对新生发表演说，要求他们应该注意两点：第一，学好功课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养成一副清醒的头脑；第二，将来的理想，要以享福为可耻，以服务社会为光荣。

当年蒋介石由陈布雷陪同访问浙大。寒喧之后，竺可桢简明扼要地报告了情况。蒋介石对竺可桢的励精图治深感满意。竺可桢乘机提出调拨经费扩建校舍，并请蒋介石参观学校。蒋介石亲见校内处处屋宇破落，满目苍凉，答应把附近军械库的地址拨给浙大建造校舍。浙大师生人心大快，浙大建校的百年大计终于得到解决。

浙江大学逐步走向正轨，竺可桢的预期目的基本实现了，觉得自己应该离开浙大，专心研究所的工作了。因为当时日寇侵华甚急，浙大和研究所两副重担由竺可桢一肩担，极其辛劳，竺可桢想放下一头。他回南京到教育部报告了浙大接收军械库地盘的经过，顺便向王世杰提出要离开浙大，并推荐人选继任浙大校长职务。王世杰劝他切莫性急，等考虑考虑再说辞职一事。

竺可桢四处奔走，却发现大家都将浙大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知道欲离浙大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只好表示先解决经费问题，日后再说辞职之事。 经过竺可桢的多方努力，经费问题渐渐有了眉目。3 月底竺可桢跟蒋介石面谈，蒋介石主动答应为浙大解决地址和经费问题。

1937 年浙大毕业典礼，竺可桢致词以“有志、有识、有恒”6 字为训， 勉励同学们为人处事应“只知是非，不计利害。”这正是这位老学者对自己 走过的人生旅程的总结。